鞋工人人自食其力

从庄园主的儿子到鞋工

Partola 庄园主人 Hilma 和 Hannes Palmroth 的长子 Pentti Johannes 表示，自己原本打算成为一名外交官，但机缘巧合，最后却进入了制鞋行业。中学和商学院毕业后，Pentti Johannes 主要在德国学习语言，之后他被聘为领事馆秘书，不过该职位需在入职前等待一年。他在聘书上承诺到时候会回来。在等待秘书职位期间，他前往一家德国鞋厂工作，随后宣布自己将最终从事制鞋行业。在做出决定后，他先是在坦佩雷一家鞋厂的各个部门工作，之后又前往美国各地的鞋厂工作。在美国，他还修完了某经济学院为期 18 个月的课程。回到芬兰后，Pentti Palmroth 在 Aaltonen 鞋厂做了三年的技术助理经理，接着在 Hyppönen 鞋厂出任了一年的技术总监。

计划开办自己的工厂

1928 年，27 岁的总经理创建了 Partolan Kenkätehdas Oy，开始在 Partola 庄园的木别墅里制作鞋子。Pentti Palmroth 认为鞋厂的位置不错，距离城市很近，另一方面，鞋厂所在的皮尔卡拉市也正需要雇主，因为当地的农业已无法再维持全部人口。他觉得，人们不必放弃他们传统的居住地，这点很重要。农村环境为工厂提供了平实质朴的劳动力。鞋厂受到了市政府的热烈欢迎，因为此前全市仅有 Pyhäjärvi 锯木厂一家重要企业。国家飞机制造厂自 1936 年起才开始为当地人提供工作。

鞋厂一点点发展起来。人们首先搭建了木质附属建筑来扩充别墅，之后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又转而以红砖对木质建筑进行了扩建。此外，人们还横向增加了一栋四层 T 型翼楼，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又在先前的部分上加了第三层楼。最初自助餐厅设置在工厂尽头的谷仓干燥间里，随后又搬到了砖砌楼的底层。再后来，餐厅搬到了鞋厂后面 Tyle Oy 公司的经营场所内。这家化工厂成立于 1944 年。

培训与雇员

在最初的几年里，工厂有 10 到 20 名雇员。最初一些年，技术工人主要来自坦佩雷，但从一开始，鞋厂的目的就是要用曾在家庭工厂工作并受过培训的雇员来代替这些专业工人。这位总经理始终认为，任何想在工厂担任管理职位的人在工作中都不能挑三拣四，一切都需要在工作中亲身学习。许多工人以学徒身份开始工作。鞋厂给他们在多个部门安排了试用任务，包括设计、裁剪、缝合，即缝纫、拉撑、打底、表面加工和包装。如果新人在某些领域展现出了天分，他们就能得到培训。随着对这个行业的了解逐渐地深入，学徒们便有能力承担更多的责任。后来，鞋厂在这些人之中发现了各个部门的工匠大师。鞋厂的目标是要让每名工人都能感受到自己因工作而受到重视。

在完成中学学业后，总经理的妹妹 Kirsti 也开始在鞋厂工作。起先，Kirsti 在办公室任职，负责制定工资单和接收订单。她记得，当初她和总监兼办公室经理 Ilmari Lehmus 一起在小房间里工作时，木别墅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地拥挤和简陋。总经理的办公桌用板条箱搭建而成，可是 Lehmus 有着租借来的真正的办公桌。作为一名学徒，Kirsti 必须了解各个部门的运作情况，不能有半点松懈。她开始对鞋模设计产生兴趣，晚上在师傅们的帮助下在家中学习专业技能。鞋厂那时候有两位师傅，带着两个学徒。当时还没有女性参与过鞋子设计。她放弃了商学院的学习，怀揣着对这个行业的热爱，来到了德国学习制鞋。一年后，她回到 Partola，成为模型部的设计师。Kirsti 于 1940 年结婚，随后迁居库奥雷韦西，成为 Karhumäki 夫人，此后不再参与制鞋。但鞋厂里的团队精神却仍令她记忆犹新，她说：“我们总是在谈论鞋子和鞋子营销的事情，甚至是在晚上我突然去工厂看望我哥哥的时候。”

1936 年，14 岁的 Kaarlo Luoto 开始在鞋厂的拉撑部当学徒。在裁剪和缝合步骤之后，该部门负责在鞋楦上进行外形修整。有一次，鞋厂得到了一台全新的撑鞋机，总经理说道：“只要你能让这台机器正常运转起来，这份工作就归你了。” 机器确实启动了，而且 Kaarlo 就这样成为了一名撑鞋工。不过在 1946 年，年轻的夫妻俩却没能在皮尔卡拉市找到歇脚的公寓，于是他不得不更换工作。三年后，公寓有了着落，总经理便写了一份信，希望 Kaarlo Luoto 能够回到 Partola 担任拉撑部的领班。尽管 Kaarlo Luoto 在领班岗位上只待了一年，就因为一些争议被迫辞职。

但他仍然认为，总经理处事公平。例如，总经理额外给了他和其他一些离厂参战的人 500 马克。不管争议如何，Palmroth 也从未以任何方式抗议，他们的关系仍然很好。另一位员工 Siiri Linden 说她在 1937 年时来到鞋厂，那时自己只有 15 岁。她先在缝纫部工作了几年，之后 20 世纪 40 年代初开始在拉撑部任职。战争期间，鞋厂负责制造军靴和弹药袋。Siiri Lindell 在 Partola 一直待到 1961 年。她回忆自己的雇主时夸赞说：“那位名誉顾问向来都很友好、公正。”

1936 年 11 月，来自皮尔卡拉市 Kranaatinmäki 年仅 15 岁的 Elli Toiva 开始在缝纫部工作。有时候，出去上班再回到家中很不容易。公共汽车总是人满为患，而且时间表与她的工作时间表也不符合。她记得自己的第一笔工资是 104 马克，在她当时看来，这简直是一笔“巨款”。很快，她从 Voi 赊账买了一辆自行车，即便是在深秋也很高兴骑车上班。Elli Toiva 记得在战争年代，每个人都有一个白色编织袋，里面装满了煤，为的是战争中能够用到天然气。一周以来，大家都只上夜班，但因为夜班过于耗费体力，于是就停了下来。

Elli Toiva 后来从办公室岗位转到了负责机器方面的工作，而且在仔细研究了要求更加苛刻的工作阶段后，她最终成为了一名装饰缝纫师。她在 Partola 一直工作到 1984 年 1 月底。每次谈及总经理，她都说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好人，有时还会送自己礼物。她也曾收到过 500 马克，这笔钱她在书页里夹存了好久。Elli Toiva 觉得厂里的团队精神一直很好。

鞋厂的日常工作

开始的时候，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 7 点到下午 4 点，周六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 7 点到下午 2 点，每天会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后来，工作日天数发生了变化，午饭时间被缩短到了 30 分钟。制鞋几乎按件来计算工资，只有表面加工和打包工作按小时计薪。最多时，约有 200 名员工在 Partola 鞋厂工作。

以前，夏天的周六有时不用干活，不过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周六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的休息日。暑假期间，整个鞋厂都会停工。然而，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某种夏季鞋款忽然流行起来，假期就会推迟，目的是能完成订单，而且确保有足够的鞋子可供出售。

总经理教导员工要守时。Pirkko Mattila 是一位杂务工，1954 年 14 岁时开始在鞋厂办公室里工作。她说“总经理像钟表一样准时”。后来，她开始操作接线总机，接着被提拔为国内发票员，随后在 1972-1980 年间负责计算工资。想到自己只是小学学历，而以前的雇主却愿意将如此艰巨的工作任务交付给她，Pirkko Mattila 表示自己很感激，并且说道：“顾问通常会在早上 8 点到达鞋厂，然后在厂区进行定期巡查。工人们知道总经理什么时候会来。每当午餐时间的钟声响起，电梯来了，总经理便动身前往 Partolanniemi。除一些特殊情况外，他通常会在下午 1 点回来，然后再次开始巡查。每天下班后，他要在办公桌上看到一份报告小册子，为的是检查工厂各部门提供的生产数量。20 世纪 60 年代初，鞋厂的生产速度大约是每天 500 到 600 双。”

对他而言，彬彬有礼的态度非常重要。他认为电话总机是工厂的大门，所以会教导总机接线员如何处理任务。按要求，她的措辞应当清晰易懂，举止彬彬有礼，精力充沛，而且声音令人愉悦。Kaarlo Luoto 还记得，总经理还建议说无论何时都不要违逆客户：“不管客户错得有多严重，都不要摆出一副苦瓜脸。” Marjatta Salomaa 说，她的弟弟 Pentti 从来没有在别人的面前批评过员工。他总是与领班讨论情况，并以细致入微的方式处理问题。

总经理也关注员工的工作场所福利。鞋厂的大厅很明亮，Pirkko Mattila 记得自己当时还为大厅的窗户和室内植物购买了窗帘。至少是在没有大型机械部件的部门。员工每天可以享受到四次音乐，上午、下午各两次。办公室里的妇女们按照时间表播放唱片，通常一次三张唱片，涉及一些进行曲和舞蹈音乐。在从缝纫室通向办公室的门上，写着一段幽默、祥和的文字：“放轻松，就能创造奇迹。”

男孩们跟随父亲的脚步

Juhani 和 Pertti 是 Alli 和 Pentti Palmroth 的两个儿子，中学时期，尤其是在夏天，他们会在鞋厂的不同部门里做各种零工。所有工作阶段都需要学习。父亲对自己的儿子和员工一视同仁，上班不可以迟到。中学毕业后，两个儿子都出国留学了。起初，他们在英格兰学习了三年的制鞋业，并在一家技术机构完成了工程研究。之后他们又在德国待了一年。

1952 年回到家中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在鞋厂工作。Juhani 慢慢地了解了各个部门的运作情况，然后在办公室开始工作。Pertti 则对设计、鞋模、色彩和销售比较感兴趣。产品主要是女式时装鞋和靴子。例如，在 1952 年秋季，他为 Armi Kuusela 设计了一款“环球小姐”精品鞋。此外，Pertti 还在芬兰各地旅行销售产品，并在赫尔辛基的 Kämp 酒店举行商品交易会。在其他时候，他也会处理工厂的销售和采购事务。父亲 Palmroth 在 1968 年去世之前一直担任总经理职务。

口碑广为流传，出口蓬勃发展

早在 1935 年，在赫尔辛基交易会中心举办的商品交易会上，来自 Partolan Kenkätehdas 鞋厂的 Viva 精品鞋系列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正是在那届博览会上，Viva 鞋获得了一枚金牌。Kirsti Karhumäki 还记得，欧洲小姐 Ester Toivonen 也参观了这场交易会，期间订购了大量的 Partola 鞋。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她和鞋厂的旅行推销员 Toivo Palmroth （他们是表兄妹关系）出演过同一部电影。

当时，Viva 鞋在报纸上刊登了如下广告：“Viva 鞋于你而言近在咫尺，又何须长途跋涉！” “美观、耐用、舒适，这就是 Viva。”

Kirsti Karhumäki 说，自己觉得很有趣，哥哥为了钱接受别人的怂恿，穿上那款红色的 Viva 鞋在 Hämeenkatu 大街上走来走去，进行推销，而这种活动在坦佩雷的年轻人中很受欢迎。她还记得在 Tammer 酒店为模特们安排时装秀要穿的鞋子，其中包括当时最顶尖的模特 Nora Mäkinen。

1960 年，生产进一步扩大，Palmroths 收购了坦佩雷的 Hämeen Kenkätehdas 鞋厂。与此同时，对外出口业务也开始逐渐繁荣起来。此外，1966年 在荷兰成立了 Palmroth Holland N.V. 。

20 世纪 30 年代，管理员 Otto Nieminen 先是用马，后来用卡车把鞋盒运到车站，但到了 60 年代，便改用拖车了。这些车辆来到鞋厂的院子里，引得好奇的人们透过大厅和办公室的窗户进行围观。名誉市议员 Pirkko Mattila 至今没有忘记，自己在装运室里辛勤工作，起码有一回，甚至还走进一辆拖车里去检查那些鞋包中的订单。毕竟，那单货要比平时的大很多。

20 世纪 70 年代，鞋厂的日产量约为 1,200 双，其中的 60% 用于出口。出口急剧增长。由于公司最初的设计和工作方法，Palmroth 的产品设计在许多西方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Palmroth 鞋最终成为各类工作服的指定用鞋，并在国际时尚杂志上展出。Partolan Kenkätehdas 鞋厂因其杰出的出口业务和独特的设计得到了认可。其中，国际青年商会于 1966 年授予 Partola 出口奖，鞋厂在 1965 年还获得了 French Good Taste 大奖。

关注公民责任

总经理的兴趣指向工业，尤其是鞋业的发展。他积极参加自己行业的协会活动，从 1944 年起担任 Kenkätehtaitten Keskusliitto （鞋厂中央协会）的董事会成员，从 1963 年起担任主席。1940 至 1945年间，他在芬兰最高指挥部供应部和军事经济部门担任重要职位。

Pentti Palmroth 认为，让市政当局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卓有成效的互动，是一件好事。在这方面，Pentti Palmroth 的行动堪称典范，他在 40 年左右的时间里参与处理皮尔卡拉市、教堂教区以及许多协会的公共事务。鉴于其在市级公民活动中取得的成就，Pentti Palmroth 于 1951 年被授予市政顾问荣誉称号。除了改善自己的市镇外，Pentti Palmroth 也将整个皮尔卡、坦佩雷地区的改善也时常放在心上。几十年来，他对这些地区改善活动的投资相当大。当时，Juhani Palmroth 也在这方面跟随着父亲的脚步。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他在处理市政事务和解决更广泛问题等方面广受信任。

总经理的老厂长精神

Pentti Palmroth 并不关心其工人工会的活动，因为他觉得自己在照顾雇员收入及员工家庭的其它福利方面做得很好。

总经理为所有的家庭安排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向全体工人们表示感谢。鞋厂代表会对过去的一年进行回顾，然后大家开始享用美食和酒水。工人们也会安排娱乐活动。活动必须要有好玩的比赛，当然，比赛奖品是一双鞋厂的靴子。除此之外，总经理安排了其他闲暇时间的娱乐活动。冬季会有滑雪比赛，分为成人和儿童两个组。鞋厂工人也会参加工厂间举办的滑雪比赛。夏季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各种球类。在 Pentti Palmroth 的倡议下，芬兰红十字会甚至在 Partola 海滩上建立了皮尔卡拉市的第一批游泳学校。有人开玩笑说他是该市的第一位青年教官。

总经理过去常会拜访其租户的公寓，看看他们的日子是否过得顺当，或者只是去拜访一下，跟他们聊聊天。在周日的散步中，他可能会陶醉地和 Pikku-Pispala 的孩子们一起玩扔飞镖的游戏。

变革时代

名誉顾问 Pentti Palmroth 在 1968 年秋突然辞世，享年 67 岁。此后，鞋厂由他的两个儿子一起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俩分开。Juhani Palmroth 负责接管 Partolan Kenkätehdas 鞋厂，而 Pertti Palmroth 则负责接管 Hämeen Kenkätehdas 鞋厂，这家鞋厂后来被称为 Hamken Oy。

直到 1978 年底 Juhani Palmroth 突然去世，Partolan Kenkätehdas 鞋厂一直在 Juhani Palmroth 的领导下持续运营。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新的难以处理的混乱局面。不过直到 1986 年停产，这家鞋厂始终在正常进行生产，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后来的继承人，同时也要归功于外部领导。

Hamken Oy 鞋厂，旧称 Hämeen Kenkätehdas 鞋厂，在坦佩雷 Sarankulma 地区 Pertti Palmroth 的所有权下继续经营，1996 年扩建了 500 平方米。Hamken Oy 日产量为 900 至 1,000 双鞋，而且每年约生产 25,000 个包。1995 年，公司在皮尔卡拉市购买了一处工业地产，用于生产鞋底，并且自 1997 年开始生产带防水衬的鞋子。由此大约 10 年后，Palmroth 的制鞋传统在皮尔卡拉市部分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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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本文选自书籍《Pitkin poikin Pirkkalaa》：Pitäjälukemisto’
Raili Taberman
1997

Aamulehti 1968 年 9 月 25 日
Miettinen, Ahti, Kuinka kenkätehdas syntyy ja kasvaa. Tammerkoski 1960 年。
Kirsti Karhumäki、Erkki Leppänen、Siiri Lindell、Kaarlo Luoto、Pirkko Mattila、Pertti Palmroth、Seppo Palmroth、Marjatta Salomaa 和 Elli Toiva 接受了采访